88花衣引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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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川镇的孩子,有一百三十年没回来了。
我是镇上管档房的老书吏,姓陆,单名一个恪字。镇志、族谱、历年的旧册子,都归我抄,归我管。外人都讲陵川是个古怪地方:镇上的钟楼不敲钟,镇东的门洞不许年轻人走,每年六月里有一日,全镇吃面不唱戏,门上不挂彩。没人问得出缘故。问我,我就把人领到档房最里间,搬出一口樟木箱。
那些古怪规矩,桩桩都有来历。
那钟楼原是有钟的,铸得极好,钟声能传出去十几里。人没了的第二日,镇上铸钟匠自己爬上楼,摘了钟舌。从此钟楼哑着。老辈人讲,是怕钟声一响,那一百三十个走远的孩子顺着声找回家来。找回来。也是回不去的。镇东的门洞,原本是通山道的正门,那年队伍就是从那里出去的,事后砖石封了半边,只容一个人侧身过。年轻一辈打那儿走,家里老人必叫住,绕西门。
六月廿六那一日更甚。全镇不嫁娶、不宴客、不晒红,做长辈的天不亮就擀长面,面盛进碗里,先在空座上摆一双筷,摆一炷香,全家才动箸。外地人看了?得慌。镇上人平静得很,说这是给出门的孩子,留一碗热汤。
我抄了一辈子这些旧册,起初也只当规矩是规矩,照着办便是。
箱底压着一页发黄的麻纸,是七代以前的老书吏抄下来的。纸上没有鼠,没有债,也没有什么吹笛人复仇的段子。那些热闹话,都是后世说书人添的油盐。纸上只有一行干巴巴的字:
庚申年六月廿六,镇中少年一百三十口,随花衣客出东门,至叩颅山,不知所终。
那一年,按我后来的考证,镇子里遭了大难。可最先记下这件事的,既不是官府的卷宗,也不是谁的家书,是镇上圣堂一扇大彩窗。窗上画着一队人,当先一个青年,一身花衣,手里横着一管银笛。那窗子两百年前塌了,铭文却被几个有心人抄存了下来。再过几十年,镇志上添了一句,叫“我等子弟去乡,已百年”。
那语气,不像是讲一桩怪事。倒像是家里人念叨出门未归的后生,念叨了一百年。
我年轻时也当这是志怪,哄孩子的。直到三十二岁那年,我在档房角落里翻出一摞更旧的户帖,一户一户对过去,对出一身冷汗。
那一百三十口,并不是“孩子”。
旧俗里,“孩子”两个字,不单指襁褓里的娃娃,也指镇上未自立门户的年轻一辈。我对着旧户帖数,那一年失踪的,从十二岁到二十三岁都有。木匠的学徒、铁匠的两个儿子、织户家里的姐妹、酒馆跑堂的孤儿,整整一百三十个,都是镇上的年轻血脉。最年长的一个,户帖上注着“已定亲,秋后迎娶”。
一百三十个青壮年,一日之间走得干干净净。这在任何一座镇子,都是天塌下来的事。
我顺着旧册子往前查,又查出名堂。那几年,陵川镇不好过。山外连年兵祸,粮道断了,田荒了,镇上死了不少人。就在这时候,镇上来了外乡人。
旧户帖的边缝里,夹着一张荐引文书,纸上记着一个“领路人”的名姓。不是花衣客,是一个正经的招募人,文书上叫他“执笔客”。原来那些年月,东边大片的荒地空着,州府出了告示,招人往东去垦荒、立村、筑城。去的人家给田、给种、给三年免税。替官府四处张罗、把人一队一队引过去的,就叫执笔客。识字,懂丈量,会画契纸。
这执笔客在当年,是个极要紧的角色。一片荒地分给几户、地界从哪儿起、水渠怎么引、头三年的粮怎么缴,都凭他手里一支笔、一卷绳。立了新村,他往往便留在村里做头人,世代扎根。是以走这条路的人,对执笔客又敬又信。旧档里有一页旁批,记当年陵川的招募人,写得一手好字,还会吹笛。白日里丈量,夜里便在镇中空地上吹曲子,年轻人围着听。他生得白净,爱穿一件拼色的花衫。那是东边立了功的执笔客,才有的体面衣裳。
我把那张文书翻来覆去看了十遍,一个念头慢慢浮上来。那一身花衣、一管银笛的“花衣客”,会不会根本不是什么精怪,就是这么一个招募人?
我又翻出镇上圣堂的旧账。那年月,圣堂的司事有记日志的习惯,事无巨细都写。那一页上,六月廿三、廿四、廿五三日,连着记着同一个外乡客人的来访,说他在堂中与镇老议事,夜深方散。廿六日清晨,日志上只有八个字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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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东客领众,出镇赴新。
可他要真只是个招募人,一百三十个人,怎么会一个都没回来?
我查不出下文。旧档到“叩颅山”三个字,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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